最後一幕鏡頭往後拉，是整片閃著光的天際線，Carly Simon 唱著〈Let the River Run〉（這首歌後來拿了奧斯卡）。那部電影講的是女性在職場也能擁有一片天空，完成「擠進男人戰場」的美國夢。這個角色象徵很多有野心的女性，她們畢生想要的，是進到那棟商業大樓、那個轉角的大房間、坐進那張巨大的辦公桌後面。
創作者經濟給的是 influence，人物站在鏡頭前，露臉、講話、有表情、有人設，你影響的是幾十萬人的錢包和理財選擇。這是一種軟的、需要不斷被看見、必須持續表演才能維持的力量。女性長期被擋在 power 的門外（那道天花板是玻璃做的，看得到卻撞不破），於是她們去了另一個地方，要親手建立起 influence。
而「把自己變成產品」這件事，社會對女性的要求，向來比對男性苛刻得多。男性 KOL 可以邋遢、可以只靠嘴和觀點；女性創作者卻往往被要求連妝容、身材、親切感一起端上桌。她們從要求她們「像個男人一樣能拚」的職場，走進了要求她們「把整個自己都賣掉」的地方。這中間到底自由了多少，因為本人不是生理女性，沒有太大的把握。
女性紅利還是女性困境？離職華爾街，當財經網紅成為一種趨勢
越來越多華爾街的女性正在離開金融業，不是跳槽到對手投行，而是關掉彭博終端機，打開手機鏡頭，去當理財網紅。主流敘事說這是一場勇敢的出走，女性擁抱自由的創作者經濟。但如果攤開數據，另一個讀法浮現，她們或許不是走出去的，而是被擠出去的。而創作者經濟給她們的，從來不是華爾街那種權力（power），是影響力（influence）。
（前情提要：當 KOL 的聲量大過 VC：被流量綁架的一場財富實驗）
（背景補充：CZ 兩個月內取消追蹤 300 人，當關注變成一門荒謬的生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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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摘要
華爾街是另一種美國夢的應許之地，例如有一部比我還老的好萊塢電影《上班女郎》（Working Girl），裡面講的是一個來自美國偏鄉、講話還有口音的秘書，在罪惡紐約一路連滾帶爬，終於在曼哈頓的摩天大樓裡有了一間屬於自己的辦公室。
最後一幕鏡頭往後拉，是整片閃著光的天際線，Carly Simon 唱著〈Let the River Run〉（這首歌後來拿了奧斯卡）。那部電影講的是女性在職場也能擁有一片天空，完成「擠進男人戰場」的美國夢。這個角色象徵很多有野心的女性，她們畢生想要的，是進到那棟商業大樓、那個轉角的大房間、坐進那張巨大的辦公桌後面。
快轉將近四十年，2026 年，最聰明、最有野心的一批年輕女性，不再想擠進那些金融大樓了。她們想離開它，然後打開手機的鏡頭開始經營社群。
Bloomberg 在 7 月 1 日刊了一篇報導，說越來越多華爾街的女性正在離開金融業的職位，改當內容創作者。這篇報導讀起來像一個女性賦權故事，女性掙脫了套裝、辦公室隔間與臭男人打造的俱樂部，去做自己的品牌、當自己的老闆。但我讀著讀著，總不覺得勵志，這是一場新的性別賦權還是重置？
女生其實是被逼走的
我特別去找了美國的統計數字，過去十年，大約有 14.1 萬名女性離開了金融業，占這個行業女性勞動力的 2.6%。同一段時間，業內的男性增加了將近 38.9 萬人，多了 9.6%。一邊在流失，一邊在膨脹。當一個產業對某個性別是淨流出、對另一個性別是大幅淨流入，用「她們選擇追求自由」來解釋這件事，顯得太取巧了。
數字再往下，美國金融服務業裡，48% 的高階女性說自己經常感到燃燒殆盡（burnout），高階男性是 41%。連入門級的女性，都有將近三成表示自己「經常或幾乎總是」燒乾了。至於萬年不改的性別薪酬差距，還卡在 10.9%，男性比女性平均多拿了 1 成薪酬，多年來幾乎不動。
所以，當我們說這些女性「離開華爾街去追夢」，其實省略了前半句。她們是在讓她們更累、給她們更少錢、又不太可能讓她們坐上頂樓那個房間的系統裡，先被磨到一定程度，然後才「被離開」的。
美國電視台 CBS 很多年前就報導過女性「逃離華爾街」的現象（當年的標題直白得很，叫〈Bye, Ladies〉）。所以離開這件事並不新。新的是離開之後的去向。從前她們是離開去別家公司，或乾脆離開職場當家庭主婦。現在她們離開去做同一件事，開始做自媒體。
influence 不是 power
這就要說到那個字了。她們去當的，是 influencer，影響力人士。而她們離開的地方控制的是另種東西，power，權力。
這兩個字，中文常常混著用，但它們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力量。華爾街的核心是 power。你坐在那個房間裡，匿名地、不必露臉地，調度別人的錢，幾十億、上百億，你的名字不必被任何人記得，但你的決定會改變很多人的生活。這是一種硬的、結構性的、藏在幕後的力量。
創作者經濟給的是 influence，人物站在鏡頭前，露臉、講話、有表情、有人設，你影響的是幾十萬人的錢包和理財選擇。這是一種軟的、需要不斷被看見、必須持續表演才能維持的力量。女性長期被擋在 power 的門外（那道天花板是玻璃做的，看得到卻撞不破），於是她們去了另一個地方，要親手建立起 influence。
這不是說 influence 不值錢。它很值錢。財經網紅在美國全網加起來超過 6.8 億個追蹤者，頂級的創作者的品牌合作價碼是六位數、七位數美元起跳。Vivian Tu 是個好例子，她原本是摩根大通（JP Morgan）的股票交易員，離開後化名「Your Rich BFF 你的有錢好閨蜜」，在短影音平台 TikTok 上有超過 50 萬追蹤者，一則業配報價 3,000 到 4,000 美元。這是真實的、可觀的、屬於她自己的收入。
比她更早的 Haley Sacks（網名「MrsDowJones」無名氏太太）在 2018 年被裁員後乾脆全職做網紅，如今全平台約 140 萬追蹤者。她最近寫的書還排上了紐約暢銷排行榜第一名。
但你有沒有注意到，這裡面藏著一個不對稱。在華爾街，你賺錢靠的是你手上握有的權力，不是你的臉。在創作者經濟，你賺錢靠的是你這個人本身變成了商品。
把自己變成產品
從賣專業，到賣自己。
金融業本質上是一門中介的生意，你操作的是別人的財富，你的專業是你和客戶之間的一層東西，你可以躲在它後面。但當你成為創作者，被賣掉的是你自己，你的臉、你的生活、你的口條、你的「人設」，全都被打包成內容，交給演算法去計價。你不再有下班，因為你就是產品，而產品沒有下班時間。
幣圈的讀者對這件事應該不陌生。這幾年，多少原本在傳統金融、在交易台、在研究部門的人，後來變成了加密推特上的大 V、KOL、迷因幣（memecoin）的喊單者。
動區自己就報導過「KOL 的聲量大過 VC」這種倒轉，也寫過 CZ 在兩個月內取消追蹤 300 個人、感嘆關注本身變成荒謬的生意。注意力經濟這台機器，幣圈是最早、也最徹底的白老鼠。華爾街的女性大批走進來，只是替這台機器又添了一群高品質的燃料。
而「把自己變成產品」這件事，社會對女性的要求，向來比對男性苛刻得多。男性 KOL 可以邋遢、可以只靠嘴和觀點；女性創作者卻往往被要求連妝容、身材、親切感一起端上桌。她們從要求她們「像個男人一樣能拚」的職場，走進了要求她們「把整個自己都賣掉」的地方。這中間到底自由了多少，因為本人不是生理女性，沒有太大的把握。
誰離開了誰？
現在我們回到最開始那個問題。這些女生是出走，還是被驅逐了？
我傾向認為這兩者其實不衝突。真正特別的是這個系統找到了一種方法，讓「被驅逐」看起來像「主動出走」，然後讓這些出走的「財經網紅」替華爾街賣產品。
你想想，如果這 14 萬名女性是憤怒地、集體地控訴華爾街的性別歧視而離職，那華爾街會有壓力去改革，去修那道玻璃天花板、去補那 10.9% 的薪酬差距、去解決把女性磨到 burnout 的文化。但如果這 14 萬人的離開，被寫成一個個「她勇敢追夢、活出自我」的勵志故事，那就沒有人需要被究責了。
體制不必改，因為敘事已經把責任，從「系統推走了她們」，悄悄換成了「她們自己選擇離開然後成功了」。
最理想的驅逐，是讓被趕走的人相信，那是自己的決定。
華爾街不必承認自己留不住女性，因為女性「明明」過得很好啊，你看她們在 TikTok 上笑得多開心、賺得多自由。一個關於個人解放的故事，剛剛好幫金融業結構失敗的問題做了閉環。
我並不是要否定 Vivian Tu 們的成就（那是她們拚出來的，真金白銀），我只是覺得她們的成功替原本沒有解決的問題背書，蠻不公平的。
常見問題
華爾街女性為什麼離開金融業去當網紅？
公開數據顯示金融業高階女性 48% 經常職業倦怠、性別薪酬差距達 10.9%、玻璃天花板難破。多人轉當理財網紅（finfluencer），如前摩根大通交易員 Vivian Tu，去追求自主與屬於自己的收入。
什麼是 finfluencer（財經網紅）？
finfluencer 是 finance（金融）與 influencer（網紅）的合體，指在社群平台分享理財投資內容的創作者。全網合計逾 6.8 億追蹤者，頭部創作者一紙品牌合作可達六到七位數美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