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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古希腊贸易到稳定币:为什么《清晰法案》的矛盾削弱了创新
纵观历史,古希腊贸易所依赖的概念——货币应当产生回报——一直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。货币很少是中立的。在正式银行体系出现之前,借贷者和商人就已经明白资本应当用来创造价值。在古希腊的贸易网络中,海上融资并非静态的交易。放贷者为单次航行提供资金,理解成功的航程将带来22%到30%的回报,以补偿船只沉没的全部损失风险。这并非希腊的独有现象。早在几个世纪前,大约公元前3000年,美索不达米亚就已对银贷收取利息。即使在罗马,带息安排也变得如此基础,以至于债务危机周期性地动摇帝国,必须定期免债以防社会崩溃。
这些系统的共同点是什么?闲置的货币被视为经济上不完整的。持有资本而没有回报一直是例外,而非规则。这一历史现实塑造了现代金融的发展。银行对存款支付利息。投资者期望资本获得回报。发达国家的整个金融架构都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:资金流向生产力,提供资本的人期待获得补偿。
历史如何揭示货币的真正本质:从古希腊贸易到现代金融的教训
然而,这一关于货币运作的基本理解,直接与美国监管机构现在试图对稳定币采取的态度发生冲突。当稳定币进入金融体系时,它们继承了货币的本质——但监管框架似乎决心要压制它。稳定币被设想为区块链世界的数字美元,能够超越地理界限,减少交易摩擦。它们承诺更快的结算、更低的运营成本以及持续的可用性。它们本应在现代经济中作为货币发挥作用。
然而,美国法律禁止稳定币发行者向持有者提供收益或利息。这一监管限制在2025年7月通过的GENIUS法案中变得更加明确,为CLARITY法案奠定了基础——这项立法目前在国会引发激烈争议。CLARITY法案不仅禁止支付利息,还明确禁止“基于活动的奖励”。这一双重限制试图将稳定币压缩成纯粹的支付通道,剥夺了定义货币本身的财富创造属性。
稳定币作为数字货币——不仅仅是支付工具
在审查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草案后48小时内,最大的美国上市加密公司Coinbase完全撤回了支持。CEO布莱恩·阿姆斯特朗直言:“我们宁愿没有法案,也不愿有一个糟糕的法案。”他的理由直指立法的核心缺陷:一个声称带来监管明确性的提案,实际上会让整个行业比目前的监管空白更糟。
阿姆斯特朗的批评不是情绪化的,而是结构性的。通过将稳定币纯粹视为支付机制,而非具有资本优化能力的货币形式,立法剥夺了它们的根本金融属性。该法案将稳定币简化为仅仅是价值转移的交易渠道——只传递价值而不创造价值。这直接违背了货币几千年来的功能,也违背了当今每个金融领域的运作方式。
这一撤回事件足以使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推迟进一步审议。一个闭门会议已安排讨论拟议的修正案,表明目前的法案缺乏足够的内部支持以继续推进。
CLARITY法案的根本矛盾:限制竞争同时声称要监管
来自加密行业的核心反对意见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:这项立法并未建立平衡的监管,而是建立了对既得利益者的非对称保护。如果银行可以支付利息并提供奖励以鼓励借记卡和信用卡使用,为什么稳定币发行者就必须面临禁止类似活动的限制?这种竞争不平衡不是偶然的,而是结构性的。
该法案创建了一个两级金融体系,传统银行保留所有的财富创造机制,而新参与者则被迫在人为的限制下运作。这不是监管,而是以消费者保护之名的监管俘获。DeFi教育基金立即识别出这一点,称拟议的修正案“反DeFi”,并敦促立法者重新考虑。该组织指出,即使试图正式承认去中心化的定义也如此狭窄,以至于“共同控制”或保留治理灵活性的协议可能面临类似银行的合规义务。
去中心化不是一个固定状态——它是一个动态过程,需要不断演变的治理结构和应急控制措施以增强韧性。然而,CLARITY法案将其视为静态类别,强行施加僵硬的定义,给开发者和用户都带来了不确定性。
银行为何害怕稳定币竞争——以及监管如何保护既得利益者
关于代币化的问题也最能体现承诺与政策之间的差距。代币化股票和基金可能彻底改变资本市场,实现更快的结算、降低对手方风险,并持续进行价格发现。它们可以缩短清算周期,释放目前被困在交易后基础设施中的资本。然而,CLARITY法案故意模糊了代币化证券的监管状态。对托管安排的模糊实际上等同于一种事实上的禁止。
有人认为,稳定币可以继续作为支付工具存在,同时通过代币化货币市场基金、DeFi金库或传统银行提供收益。从技术角度看没有问题,但实际上非常天真。市场参与者总是寻求更高效的资本优化。当法规限制某一渠道的资本时,资本必然会流向其他渠道——往往是离岸。历史表明,当这种资本外逃足够微妙时,监管者后来会意识到自己无意中将金融活动外包出去,而非控制它。
国会陷入僵局:为何法案仍缺乏足够支持
反对这项立法最有说服力的理由超越所有技术性反对:在目前的形式下,它在结构上巩固了银行的地位,削弱了创新激励,并设立了阻碍行业帮助优化现代资本市场的障碍。代价极其高昂。首先,法案消除了传统金融与加密原生解决方案之间健康竞争的任何前景,同时允许银行扩大利润空间。第二,它让客户在传统银行体系内没有受监管的替代方案以最大化回报。
这些都不是抽象的成本,而是对经济自由和消费者选择的限制。
令人困惑的是,立法声称要保护消费者、建立监管确定性、将加密纳入适当的监管之下。而实际上,它的条款预先决定了哪些金融领域可以竞争,哪些必须在受限的空间中运作。银行保持其熟悉的运营模式。稳定币发行者被限制在更狭窄的竞争范围内。历史上,货币抗拒这种限制。它流向效率。
对加密行业的好消息是,国会的反对远不止加密倡导者。该法案目前缺乏通过的足够支持。一些民主党立法者已表示不愿在未先讨论修正案的情况下投票支持。没有民主党的支持,法案就无法通过——即使共和党全体支持也不够。即使所有53名共和党参议员都投“是”,也需要至少7名民主党票才能突破阻挠,获得通过所需的60票超多数。这一支持尚未实现。
以吸引为目的的监管,而非防御:加密的未来之路
美国不需要一部满足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立法——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。真正的挑战在于:美国不仅仅是在监管一种新型资产类别,而是在制定一种货币形式的框架,其固有属性使其在竞争中具有极强的优势。这迫使立法者直面竞争,而不是将其隔离。
收紧定义、限制允许的活动、维护现有制度的冲动在政治上是可以理解的。但这会将监管变成一种防御机制,反而排斥资本而非吸引资本。如果真正的目标是将加密融入金融体系——而不是简单地将其隔离——那么监管必须允许新型货币形式竞争、失败并在透明框架内演变。这种竞争会促使既得利益者提升自身产品。
对CLARITY法案的反对不应被误解为反对监管。加密行业认识到明确的规则是必要的。反对的核心在于规则被设计用来巩固权力,而非建立公平竞争。那些损害其声称要保护的利益群体的立法,甚至比没有立法更糟。国会面前的问题不是是否监管稳定币,而是以何种方式监管它们,才能促进或限制金融创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