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人捲入虛擬幣詐騙案？先看這5個決定生死的關鍵問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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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邵詩巍律師

對於刑事案件的家屬而言，當家人突然被以虛擬貨幣詐騙案立案偵查，往往不知所措。

一方面，案件本身涉及虛擬幣、平台交易、帶單等專業內容，很難一下子看明白；

另一方面，外界給到的回饋又往往比較簡單——「這種基本就是詐騙」。

但在實際辦理這類案件時會發現，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某個個體的單一行為，而往往是一個具有明確組織和分工的鏈條：

有平台負責人，負責整體搭建和資金運作；

有技術人員，負責系統開發與維護；

有商務人員，負責對外推廣、發展代理；

有代理團隊，負責拉人、轉化客戶；

也有講師，帶單老師，在直播間或社群中進行引導交易。

從外部看，這些角色似乎都圍繞著同一個平台在運作，

但落實到具體個人，每個人實際參與的環節、掌握的資訊，以及對整體模式的認知，往往是完全不同的。

也正因為如此，在具體案件中，並不是所有人都以同一種方式被評價，更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按詐騙處理。

但對於被捲入其中的當事人來說，往往只能看到自己負責的那一部分工作，既不了解整體結構，也難以判斷自己的行為在法律上會被如何評價，更難在第一時間提出有針對性的辯解思路。

也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很多案件表面看似已經定性，但落實到個案，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爭取空間——包括出罪、輕罪，甚至不構成犯罪的可能。

基於邵律師過往辦理此類案件的經驗，下面從幾個關鍵維度出發，提供一些判斷思路，供遭遇虛擬幣詐騙類案件的家屬參考。

1、決定案件走向的5個關鍵問題

從辦案經驗來看，這類案件是否會被認定為詐騙，往往取決於幾個核心問題的綜合判斷。

1、用戶有沒有被平台欺騙？

這類案件的判斷，首先要回到起點——用戶（投資人）的投資行為是否因為被平台方、代理等涉案人員欺騙所導致的？

實務中，我們通常會從以下幾個方面去判斷投資者的真實認知狀態：

投資時長。如果投資人參與交易的時間長達一兩年，甚至更久，那他對平台的運作模式、資金流向、風險特徵，通常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了解。很難說這麼長時間裡，他一直處於「被騙」的狀態。

是否存在盈利紀錄。如果投資人從未盈利過，或者盈利後無法提現，那他被騙的特徵更明顯。但如果投資人有過盈利，並且成功提現過，那就說明平台並非「只進不出」，投資人後續的虧損，可能是繼續參與交易的結果，而並非是被平台詐騙所導致的。

是否能夠自主決策。很多案件中，我們能看到投資人的筆錄裡會提到：「有時候我也不聽帶單老師的建議，他建議我買漲，我就買跌。」這說明投資者並非機械執行老師指令，有獨立判斷的意識和自主決策的能力。

如果很多人做了一兩年，甚至有過盈利，但最後虧損後才認為「被騙」。這種情況，在司法實務中，是辯護律師需要重點提醒辦案人員注意的。

例如在邵律師此前辦理的一起數位藏品平台被控詐騙的案件中，我們在與檢察機關溝通時，重點提出了一個問題：用戶是在被誤導的情況下參與交易，還是在了解規則後仍選擇繼續投入？圍繞這一點，進一步引入了「投資人認知狀態」的分析視角。也正是在這一層面上，促使辦案人員重新審視該案的交易模式：

——究竟是對用戶實施了欺騙，還是用戶在明知存在風險的情況下，仍然自願參與交易？

最終，該案未被認定為詐騙犯罪（➡️關聯閱讀：詐騙罪無罪辯護成功案例 | 從面臨十年以上刑期到無罪結案！）。

2、平台的數據，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？

這類案件中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是：平台的數據，到底是真的，還是人為做出來的。

有的案件中，技術人員會明確說明：平台的K線走勢，是對接某交易所的即時行情數據，並非平台自行生成。

如果這一點能夠被證明，那投資者的盈虧，更多來自市場本身的波動，而不是平台在後台「控制輸贏」，案件評價就會出現明顯不同。落實到證據層面上，就要去看：能否證明數據是即時接入的？是否存在後台修改數據的功能？即使存在相關功能，是否有證據證明實際被用於操控交易結果？

這一點，在定性上是一個很重要的分界。

反過來，如果能夠證明數據系由後台生成、或可以人為干預盈虧，案件性質就會發生根本變化。

3、虧損到底是怎麼產生的？

很多家屬會想，既然用戶有虧損，去報案，那是否確實存在平台坐莊、吃客損、甚至是貔貅盤的模式？

但在具體案件中，我們往往會去進一步判斷：虧損到底是怎麼發生的。

例如：

是否存在高頻交易（頻繁買賣）

是否使用了高槓桿（借錢炒幣）

是否頻繁進出、追漲殺跌

這些因素，本身就會顯著放大虧損。哪怕沒有平台操控，長期高頻操作，虧損機率也遠大於盈利。

甚至在案卷當中，我們會看到被害人陳述：我有時聽老師的，有時也不聽，甚至反著操作——那麼就很難說，虧損完全是由某一方「控制」造成的。

由此也能看出：用戶虧損的原因可能有多種可能，不能簡單等同於被平台詐騙。

4、涉案人員的收入是怎樣的構成？

涉案人員是如何獲利的，同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。

在實務中，我們往往會去區分：其收入到底來自哪裡。

例如，對於平台方而言，如果其收入主要來源於交易手續費、點差（買入價與賣出價之間的差價），這本身屬於交易類平台的常見盈利方式，其性質更接近於提供交易服務。

但如果平台的主要收益來自於客戶虧損分成（即「客損」），甚至直接截留客戶本金，那麼其盈利模式就已經發生變化，在評價上更容易朝詐騙方向傾斜。

再例如「講師」這一類角色，如果其收入僅限於固定課時費、課程費用或會員費用，通常仍可以被理解為提供資訊或培訓服務；但如果其收入與客戶虧損直接掛鉤，例如按虧損比例提成，甚至在「反向喊單」後參與分配「客損」，則其行為在整體鏈條中的作用就會被重新評價，相應的法律風險也明顯提高。

例如此前網路曝光的某交易所向代理商公開提供「客損分成」，其中提到的「分紅」指的就是客損分成（客戶虧損的金額，平台和代理按37比例分成），用戶虧得越多，代理拿的分成就越高。

（圖源網路）

5、用戶的錢能不能正常提現？

這是一個容易忽略的辯護點：投資者的錢，能不能在平台上正常提現。

例如前述聊天記錄當中，代理詢問，如果客戶贏了錢（平台虧了），代理要不要承擔損失？代理建議平台「直接卡出金」，即限制用戶提現。

但是，在有些案件中：

投資者可以自由出入金

有人甚至是賺過錢、提現成功的

即便平台更換版本，資金也可以隨之轉移

在這種情況下，平台並未對資金流出進行實質性限制，投資者對資金仍具有一定的控制權。也正因為如此，在認定是否具有「非法占有目的」時，就會面臨較大爭議。很難直接認定平台是以占有用戶資金為目的。

也正是基於這一點，實踐中才會出現：表面模式相似，但處理結果差異明顯的情況。

2、類似案件中，法院是如何判斷的？

在我接觸的一起虛擬幣相關案件中，雖然公訴機關指控平台及相關人員構成詐騙罪，但法院最終未予認定。

從判決理由來看，核心關注的並不是表面上的「帶單」「虧損」等情形，而是圍繞幾個關鍵事實展開：

現有證據不能證明平台數據是虛假的

無法證明被告人可以操控即時交易結果

平台沒有限制提現等行為，用戶可以自由出入金，且有被害人陳述透過平台交易而盈利

在這些事實無法被證實的情況下，詐騙罪中關於「虛構事實、隱瞞真相」以及「非法占有目的」的關鍵要件，難以成立。

當然，每個案件情況不同，不能簡單套用具體結論。

但這一類裁判思路至少說明：虛擬貨幣交易類案件的定性，並不是只看表面模式，而是要回到證據本身。

具體到個案，只要關鍵事實存在不確定性，往往就仍然存在辯護空間。

3、結語

從實務來看，這類案件的定性，往往並不是一個簡單的「構罪」或「不構罪」的問題，而是取決於具體情形的綜合判斷。

不同角色之間的差異，往往直接影響評價結果。例如平台方、技術人員、商務人員、代理、講師、業務員甚至投資人本身，在具體溝通內容、資金流向、參與方式以及對整體模式的認知程度上，都可能存在明顯不同。

這些個體之間的差異，如果沒有及時與辦案人員溝通，並充分闡明，則往往會被一刀切地視作一個整體，從而導致案件在定性上走向更不利的方向。

也正因為如此，如果家裡遇到類似情況，更重要的並不是反覆糾結「是不是詐騙」，而是盡早把關鍵事實逐項梳理清楚——包括具體做了什麼、如何參與、資金如何流轉、是否了解整體模式等。

很多案件在早期階段，如果沒有把這些問題釐清，後續再想調整方向，往往會變得非常被動，甚至錯失更有利的處理空間。

特別聲明：本文為邵詩巍律師的原創文章，僅代表本文作者個人觀點，不構成對特定事項的法律諮詢和法律意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