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卷原本屬於公共典藏的明代名畫，從博物館庫房流向拍賣場，意外揭開中國文博體系長年累積的制度漏洞與信任危機。南京博物院風波，不只是一宗文物失蹤事件，更是一場關於透明、權力與公共責任的集體拷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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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目錄

• 從拍賣場到庫房：一場被逆轉的文物流向
• 指控升級：制度問題浮上檯面
• 「集體閉館」疑雲：信任危機的外溢效應
• 制度反思：從計劃時代走向現代治理的陣痛
• 技術啟示：區塊鏈能否成為信任的基礎設施？
• 結語

近期，中國南京博物院（簡稱南博）爆發的重大文物管理爭議，迅速從一件古書畫失蹤事件，演變為牽動全國文博體系信任的公共議題。事件核心，並不僅止於明代畫家仇英的一卷《江南春》，而是指向制度透明、權力監督與公共信任的深層結構問題。

從拍賣場到庫房：一場被逆轉的文物流向

風波起於 2025 年 5 月。一幅標註為「虛齋舊藏」的仇英《江南春》圖卷，現身北京某大型拍賣公司預展，估價高達 8,800 萬元人民幣。這件作品原屬於 1959 年由著名收藏家龐萊臣後人無償捐贈給南博的 137 件（套）古書畫之一。

捐贈者曾孫女龐叔令發現後，立即向相關單位舉報，拍賣公司隨即緊急撤拍。隨後，在法院調解下，龐叔令於 6 月進入南博庫房核驗，最終確認包括《江南春》在內，共有 5 件書畫藏品去向不明。

南博方面則回應稱，相關作品早在 1960 年代即被專家鑑定為「偽作」，並於 1990 年代依據當時《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》進行「劃撥、調劑」處置。《江南春》圖卷更於 2001 年以 6,800 元價格售出，銷售清單中標註為「仿仇英山水卷」。

然而，龐家後人堅決否認捐贈品中存在贗品，並質疑博物館在處置過程中，從未依法或依約告知捐贈方，程序嚴重失當。

指控升級：制度問題浮上檯面

事件在 12 月再度升溫。南博一名退休員工實名舉報，指控前任院長涉嫌大規模不當處置「故宮南遷文物」，以鑑定為贗品為名，低價轉售精品藏品，牽涉層面遠超單一案例。

12 月 23 日，中國國家文物局與江蘇省政府先後宣布成立專案調查組，承諾將對文物真偽、處置程序與潛在腐敗問題全面徹查，並向社會公布結果。截至目前，調查仍在進行中。

「集體閉館」疑雲：信任危機的外溢效應

南博事件的另一個顯著後果，是公眾對文博機構整體信任的動搖。2025 年 12 月下旬，中國大陸近 30 家博物館陸續宣布臨時閉館或部分展廳暫停開放，包括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、上海博物館東館書畫展廳、陝西歷史博物館部分展區等。

社群平台上，不少網友將此與南博事件聯想在一起，猜測是否存在全國性文物清查或「自查式閉館」。不過，根據各館官方公告，多數閉館原因屬於年度計畫中的展陳升級、設備更新、預防性文物保護或場館維修。例如，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自 12 月 5 日起閉館至 2027 年 4 月，屬於大型綜合提升工程；上海博物館東館書畫展廳則為展品更新調整。

專家指出，目前並無證據顯示這些閉館行動直接由南博事件觸發，但「時間上的重疊」本身，已足以反映社會對文博體系的不安情緒。

制度反思：從計劃時代走向現代治理的陣痛

綜上來看，南博事件暴露出了多重結構性問題。

首先，是捐贈文物的處置權過於集中。現行制度下，博物館對被鑑定為「不宜入藏」的捐贈文物，擁有高度單方面的處置權，卻缺乏強制通知捐贈方的法律義務，導致流轉紀錄斷裂，為不透明操作留下空間。

其次，文物鑑定本身高度依賴專家主觀判斷，受限於時代技術與學術水平，存在「真偽翻案」的長期風險。一旦作品以「贗品」名義低價流出，卻在多年後以天價現身市場，監守自盜的質疑便難以避免。

第三，內部監管與權力制衡不足。退休員工的實名舉報，凸顯文博系統內部監督機制薄弱，單靠事後自查，難以重建社會信任。

更深遠的影響在於公益捐贈的信心受挫。無償捐贈原本是推動「文物藏歸於公」的重要力量，若制度不透明，將直接抑制私人收藏進入公共體系。

技術啟示：區塊鏈能否成為信任的基礎設施？

從創新技術的視角看，南博事件也為文物治理提供了另一層反思。區塊鏈與加密貨幣所代表的精神 —— 去中心化、不可竄改、透明溯源與智能合約 —— 或許能為未來文物管理提供制度外的技術解方。

透過不可竄改的鏈上記錄，可建立涵蓋捐贈、入藏、鑑定、調撥與處置的全流程溯源系統，避免關鍵節點「只存在於內部檔案」。NFT 技術則可為每件文物生成唯一的數位憑證，完整記錄鑑定結論、歷史脈絡與權責變動，即使實物因政策或鑑定結果被處置，仍保留可追溯的數位 provenance（來源證明）。

更進一步，透過多方參與的智能合約機制，讓捐贈方、鑑定專家與監管機構共同形成共識，而非由單一內部單位拍板，才能真正降低權力集中風險。

國際上，英國博物館等機構已嘗試透過 NFT 專案活化文化資產並保護數位版權。這些案例顯示，技術本身不是萬靈丹，但可以成為制度透明化的重要工具。

結語

南京博物院風波，本質上是一場公共信任的考驗。它提醒人們，文化資產的價值，不只在於年代與市場價格，更取決於制度是否值得信任。當文博事業從計劃時代走向現代治理，補齊制度漏洞、引入透明機制，或許才是避免下一幅「江南春」再度消失的關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