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月11日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舉辦以“創新驅動：賦能可持續發展的世界經濟”為主題的第26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。會上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發表了題為“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”的主旨演講。
王一鳴指出，科技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，發展新質生產力根本上要依靠科技創新。然而，我國科技創新仍然面臨三個短板。第一是原始創新能力不足，重大原始創新偏少，基礎研究相對薄弱。比如2023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佔R&D經費的比重為6.77%，遠低於OECD國家15%—25%的水平。第二是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，支撐產業升級、引領前沿突破的源頭技術儲備缺乏，關鍵零部件、元器件、基礎材料、工業軟件等受制於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變。第三是科研領軍人才偏少，頂尖科學家數量相對經濟體量來說依然偏小，人才環境建設有待提升。
對此，王一鳴建議道，首先要從“追隨式”創新轉向“引領式”創新，在日趨複雜嚴峻的國際環境下形成非對稱反制能力，掌握國際科技競爭的主動權。同時，要從終端產品創新轉向中間品創新。再者，要從集成創新轉向原始創新。
他指出，應提高科技支出用於基礎研究的比例，鼓勵企業、社會組織、個人等以捐贈、設立基金等方式加大基礎研究投入。要以基礎研究的突破帶動引領性原創成果、戰略性技術產品的重大突破，在更多領域躋身國際領先行列。
王一鳴特別指出，要暢通教育、科技、人才良性循環。培養造就高水平人才隊伍，基礎在教育，因此要超常佈局急需學科專業，加強重點領域急需緊缺人才、青年人才、拔尖人才培養，完善重點領域領軍人才支持保障政策。要實行更加開放的人才政策，完善高端人才、專業人才來華工作、科研、交流機制，建設集聚國內外優秀人才的全球人才高地。
暢通科技成果轉化通道
科技成果轉化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途徑。王一鳴表示，既要重視“從0到1”的創新和“從1到10”的應用研究，也要重視“從10到100”的科技成果轉化和“從100到N”的大規模產業化，實現從概念設計、技術研發到中試，再到產品的“全鏈條”創新。
對於暢通科技成果轉化通道，王一鳴指出，要拓展科技成果轉化渠道，建設市場化的科技服務和技術交易體系；要促進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專業化科技成果轉化機構，推動建設專業化技術經紀人隊伍；要形成支持科技成果轉化的良好生態環境，構建全鏈條科技成果轉化體系。
對此，他提出幾點建議。
首先，要探索職務科技成果產權激勵制度改革。產權明晰是資源有效利用的前提條件。產權激勵是最好的激勵。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，深化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，建立職務科技成果資產單列制度。
其次，要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。應建立培育壯大科技領軍企業機制，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，建立企業研發準備金制度，支持企業主動牽頭或參與國家科技攻關任務。鼓勵科技型中小企業加大研發投入，提高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。鼓勵和引導高校、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後付費方式把科技成果許可給中小微企業使用。
再者，要提升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。在橫向維度上中國具有生產集中度優勢，但在縱向維度上中國面臨著風險。作為處在產業鏈供應鏈下游的經濟體，中國面臨著上游關鍵礦產生產者和核心技術供給者的“卡脖子”風險。但越是有競爭力的產品，其對國際市場中間品的依賴度就越高，降低依賴度會導致競爭力喪失，面對產業鏈“二元論”，需要在開放和安全之間找到平衡點。
構建同科技創新相適應的科技金融體制
“科技創新是源頭，產業創新是載體，金融創新是催化劑，關係到科技成果能否轉化為現實生產力。”王一鳴表示，要暢通科技、產業、金融良性循環，就要構建同科技創新相適應的科技金融體制。
當前，我國的金融體系以間接投資為主，可以高效地將資金配置到工業體系和基礎設施領域，通過相對簡單的方式即可獲得較高的回報，但這不完全適應科技創新的要求。
王一鳴分析認為，我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與科技創新的資金需求不完全匹配，科技創新風險大而金融機構追求穩定收益，科技企業需要“長錢”而金融機構傾向於提供“短錢”，科技型中小企業需要“小錢”而金融機構習慣於給“大錢”，科技企業“重研發、輕資產”而金融機構傾向於抵押融資。
金融體系要如何進行適應性調整？對此王一鳴給出了三點建議。
第一，要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，鼓勵更多社會資本參與創業投資、股權投資和天使投資基金，滿足處於不同生命週期科技企業的資金需求，為科創企業提供精準服務。
第二，要探索信貸融資支持科技創新的新模式，消除制約商業銀行支持科技創新的制度約束，拓展銀行直接參與股權投資支持科技創新的空間，提升銀行體系支持科技創新的能力。
第三，要提高金融支持科技創新的水平，運用區塊鏈、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技術，推動金融機構數字化與產品線上化，提升風險管理的有效性，從而降低金融服務科技企業的隱性成本，為中國科技創新及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強大支持。
（文章來源：21世紀經濟報道）
來源：東方財富網
作者：21世紀經濟報道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