印度加密重稅釀苦果：420億美元交易外流，稅收體系面臨失守

印度所得稅部門、金融情報部門及稅務部門在議會聽證會上聯合發出嚴厲警告：加密貨幣的匿名性與跨境特性使其幾乎無法被有效追蹤和徵稅，對國家稅收徵管系統構成嚴峻挑戰。這一警告發出之際，印度正施行全球最嚴苛的加密稅制之一（30% 資本利得稅加 1% 源頭稅），已導致超過 420 億美元交易量及約 42 億美元稅收流失至海外平台。

隨著 2026 年 2 月 1 日 新預算案公布在即，一場關於嚴苛執法與吸引合規的監管博弈，正在這個擁有 1 億至 1.5 億 加密用戶的全球最大市場上演。

議會警告：匿名跨境流動成稅收徵管“阿喀琉斯之踵”

2026 年 1 月 7 日，一場持續近三小時的印度議會財政常設委員會會議，揭示了該國監管機構內心深處的憂慮。印度所得稅部門聯合金融情報部門與稅務部門，向議員們呈報了一份名為《虛擬數位資產研究與未來路徑》的報告，其核心結論令人震驚：加密貨幣的獨特屬性，正使其成為稅收徵管體系中一個幾乎無法填補的漏洞。

官員們向立法者坦承，加密貨幣允許資金在數秒內匿名跨境轉移，且通常不經過銀行或任何受監管的中介機構。這種特性使得稅務當局在追蹤資產真實所有者和確定納稅義務時，面臨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問題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三個難以觸及的領域：離岸交易所、私人加密錢包以及去中心化金融平台。當投資者使用未在印度金融情報部門註冊的境外交易所時，稅務官員取得資訊或發出法律通知的權力極為有限。而私人錢包間的點對點交易，由於沒有中心化服務商，將錢包地址與現實身份關聯的難度更是呈指數級上升，特別是當資金在不同區塊鏈網路間穿梭時。

一位熟悉會議內容的內部人士向媒體透露了更根本的衝突：“財政部希望遏制去中心化、注重隱私的系統以及離岸交易所。” 然而，這些特性恰恰是加密貨幣設計哲學的基石。這暴露了一個結構性矛盾：一個基於中心化控制和身份識別的傳統稅收體系，試圖去規管一個以去中心化和偽匿名性為核心的新興資產類別。這種“系統性的不相容”，才是印度稅務部門所面臨挑戰的深層根源。

嚴厲稅制反噬：420億美元交易外流，本土生態遭遇重創

頗具諷刺意味的是，印度稅務部門目前面臨的徵管困境，在一定程度上是其自身政策所催生的。印度目前擁有全球最嚴苛的加密稅收框架之一，這套體系非但未能有效捕獲稅收，反而將大量交易活動和稅收收入“驅逐”出境，形成了典型的政策反噬效應。

讓我們詳細拆解這套被稱為“加密重稅”的規則：投資者需繳納高達 30% 的資本利得稅，且不允許用其他加密貨幣的虧損來抵扣盈利，亦不能扣除任何除原始購買成本外的費用，虧損甚至不能結轉至後續年度。更甚者，每一筆超過 1 萬印度盧比（約 115 美元）的交易，都需被預扣 1% 的源頭稅。叠加 4% 的附加稅和針對交易費用徵收的 18% 商品及服務稅，高淨值交易者的綜合稅負可達 42.7%。

印度加密貨幣嚴厲稅制關鍵數據與影響

• 資本利得稅率：30% 的固定稅率。
• 源頭徵稅：單筆超過 1 萬印度盧比（約 115 美元）的交易，預扣 1% 的稅。
• 綜合稅負：叠加附加費後，部分交易者實際稅負可達 42.7%。
• 交易外流：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7 月，超過 420 億美元 交易發生在海外平台，占印度用戶總交易量的 90% 以上。
• 本土平台損失：用戶、下載量及網路流量暴跌 74%。
• 稅收收入損失：政府估計因交易外流損失的稅收約 42 億美元。

其後果立竿見影且觸目驚心。在 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7 月 的一年內，印度投資者在海外交易所的交易額超過了 420 億美元，占其總交易量的 90% 以上。與此同時，本土加密貨幣交易所的用戶數、下載量和網頁流量暴跌了 74%。印度政府自身估計，這種資本外逃導致了約 42 億美元 的稅收收入損失。這套稅制本意為增加財政收入並抑制投機，卻意外地摧毀了本國合規產業，將市場拱手讓給了不受監管的境外平台，並使自己陷入了更被動的徵管境地。印度區塊鏈聯盟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Raj Kapoor 對此批評道，這種反對態度“並未構成一個連貫的市場框架，反而有製造恐懼氛圍的風險，且無法提供清晰度、投資者保護或系統性監督”。

強力執法與科技圍剿：一場貓鼠遊戲的得與失

面對交易外流和徵管困境，印度稅務部門的回應並非妥協，而是發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、技術武裝到牙齒的強力執法運動。這場代號為 NUDGE 的行動，旨在通過數據的非侵入式使用來引導和規範納稅人行為，其規模和精準度在稅務史上都屬罕見。

中央直接稅務委員會已向未申報加密貨幣交易的投資者發出了超過 4.4 萬份 通知。該系統通過“洞察專案”的大數據分析、人工智慧以及依據 《加密資產報告框架》 進行的國際數據共享，自動比對交易所提供的交易數據與納稅人申報表。一旦發現差異超過 10 萬印度盧比（約 1,200 美元），系統便會自動發出質詢通知。這種“科技強稅”的手段已取得顯著戰果：在 2024-25 財年 的稅務稽查中，發現了高達 88.882 億印度盧比（約 9,990 萬美元）的未申報境內加密收益、108.9 億印度盧比 的未披露境外加密收入以及 63 億印度盧比（約 7,200 萬美元）的隱匿國內資產。

執法行動的高潮是對全球最大交易所之一 Binance 相關交易的調查。2025 年 10 月，當局對 400 多名 涉嫌在 2022 年至 2025 年 期間利用 Binance 隱匿利潤的富裕交易者展開重大調查。突破口在於 Binance 于 2024 年 8 月 在支付了 225 萬美元 罰款後，正式在印度金融情報部門完成註冊。一旦註冊，便負有依法向印度當局提供用戶資料的義務。這一轉變讓許多自以為在境外活動便可高枕無憂的交易者暴露無遺。稅務專家警告，根據《洗錢法》，逃稅者可能面臨高達應納稅額 300% 的罰款，甚至刑事起訴。與此同時，執法局已凍結或沒收了價值 418.989 億印度盧比（約 5 億美元）的加密相關資產，逮捕 29 人，並提交了 22 份刑事申訴。

2026預算案會否成為政策轉折點？

所有目光現在都投向了即將於 2026 年 2 月 1 日 公布的《2026-27 財年聯邦預算案》。這份預算案將成為觀測印度加密政策未來風向的最關鍵指標。目前，中央直接稅務委員會已開始與加密行業企業進行諮詢，探討潛在的稅收改革方案。

行業代表懷抱著謹慎的期待。他們的核心訴求集中在兩點：一是將具有抑制流動性的 1% 源頭稅大幅降低至例如 0.01% 的象徵性水平；二是允許在加密貨幣內部抵銷盈虧，即允許用一項資產的虧損來抵扣另一項資產的盈利，並允許虧損結轉。這些調整被業界視為讓本土市場恢復競爭力的最低必要條件。然而，近期議會聽證會上的嚴厲警告，暗示著監管機構的重心可能仍傾向於強化執法而非鼓勵引導。官員們表示，他們計畫持續向交易所施壓、收緊報告要求，並加強對離岸活動的審查。

更深層次的矛盾在於印度的策略選擇。政府高層已多次表示，其優先事項是發展“由印度儲備銀行擔保”的數字盧比，而非擁抱私人發行的加密資產。聯邦工商部長 Piyush Goyal 曾在去年 10 月直言，重稅的目的之一是防止用戶被“套牢”在沒有背書的加密資產上。這揭示了印度的兩難困境：既想從蓬勃發展的加密經濟中徵稅，又對其底層理念和潛在風險充滿警惕，同時大力推動自家的央行數字貨幣。Raj Kapoor 指出了其中的長期風險：“更深層次的政策風險在於，持續的反對態度若沒有平行的監管路徑，將會把創新、資本和人才推向海外，使印度僅成為加密活動的消費方和徵稅方，而非規則制定者。”

全球鏡鑑：印度困境下的加密監管啟示錄

印度的困境並非孤例，而是全球各國在應對加密貨幣稅收挑戰時的一個極端縮影。其經驗與教訓，為正在摸索中前行的全球加密監管提供了寶貴的啟示。

首先，印度案例證明，簡單粗暴的高壓稅收政策在去中心化的加密世界可能完全失效。當資本可以以光速和極低成本跨境流動時，試圖通過高稅率來“鎖住”稅基，只會迫使活動轉移到監管觸角無法到達的角落，最終導致稅基侵蝕與稅收流失的惡性循環。這提示監管者，對於高度流動的全球性數位資產，稅收政策的競爭力和徵管的可行性必須被優先考慮，否則政策將淪為一紙空文。

其次，技術手段與監管合作是破局的關鍵，但非萬能解藥。印度打造的“洞察專案”和利用 CARF 進行國際數據共享，代表了全球稅收徵管技術的尖端水平。然而，正如官員自己承認的，面對離岸交易所、私人錢包和 DeFi 協議，依然存在“幾乎不可能”填補的缺口。這意味著，未來的監管框架必須承認並正視這些“無法監管”的灰色地帶，或許需要通過激勵和引導，將盡可能多的活動納入可監管的“光亮”之中，例如通過明確的合規換取政策優惠，而不是幻想能夠一網打盡。

最後，印度的掙扎凸顯了國家間監管協同的極端重要性。加密貨幣的全球性意味著任何一個國家的單邊行動都效果有限。印度對 Binance 的成功調查，正是建立在後者願意遵守當地註冊和數據共享規定的基礎上。未來，類似於 CARF 的多邊自動資訊交換機制，以及主要司法管轄區間在交易所監管標準上的趨同，將是構建有效全球加密稅收網絡的基石。否則，監管套利將永遠存在，而像印度這樣的國家，將繼續在保護稅基與扼殺創新之間艱難行走。